“妖魔化”的农药毒性 没有它一场灾难害死百万人

全球许多地区都曾爆发过虫害引发的饥荒事件，我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也与“小虫”密切相关，某些大规模虫害饥荒甚至成为颠覆王朝、改变历史轨迹的导火索。

　　为了防治虫害、抵御饥荒，农药应运而生。而现代农药、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断改良，更是让这个如今拥有77亿人口的星球，能够生长出足够的小麦、水稻、玉米等作物，让大规模虫害导致的饥荒频次大大降低，人们得以安居乐业。

　　不过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农药产品却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此时，“吃饱饭”不再是大多数人头疼的问题，“吃得安全、吃得放心”成为农业发展新的主题词。

　　近年来全球各地出现过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，舆论几乎“谈药色变”；诸如“纯天然，无农药，无残留”等农产品营销口号，也开始在网络世界疯狂传播，引导着人们选购农产品的风向。

　　然而，“毒农药”事件是否就意味着，使用现代农药弊大于利？没有农药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？

　　近日，库叔与几位农药专家们聊了聊，知道了不少大众可能陌生但却很有意思的结论。

　　文 | 云贺 瞭望智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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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改变历史的“小虫”

　　想要客观评价农药的功与过，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长河向前追溯，看一看没有现代农药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现代农药诞生之前，全球各地的人们就已经尝试使用各类药物，来防治虫害。

　　在古代中国，农耕是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，防治虫害、保障收成可是关乎江山社稷、百姓福祉的大事。先辈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实践，探索出不少利用“原生态农药”或特殊耕作方式来增产避害的好方法。

　　北魏时期，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，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。书中有载：可以利用篙、艾等菊科植物编制为容器，储藏粮食，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虫和灭蚊的效果。

　　南北朝时，南朝梁宗懔所撰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为在农作物病虫害高发的梅雨季节做好防治工作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习惯在夏至的时候，把菊叶烧成灰，然后撒在农作物上。这是因为菊叶灰里含有一种杀虫的化学成分——菊脂。

　　菊酯听起来似乎陌生，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点的蚊香吗？主要驱蚊成分就是它！

　　不过，早期所谓的“农药”，虽绿色环保，但其除害效用远远不能与今日的同类相比。一旦不能阻止大规模农作物病害爆发，时疫、饥荒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经过层层传导，往往成为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形态的重要导火索。

　　这其中，最著名的要数19世纪中期，在爱尔兰爆发的“马铃薯大饥荒”了。

　　从1845年开始，爱尔兰地区农地里的马铃薯突然得了一种“怪病”，整株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开始腐烂。由于没有合适的农药，在此后的约5年时间里，病害接连传染。最终，共有约200万英亩的马铃薯“生病”腐烂在地里。

　　当时，马铃薯是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，这场灾难造成的后果是：爱尔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，约有100多万人死于这场灾荒，还有100多万人出逃到其他国家，主要是美国。

　　如今，造成这场饥荒的罪魁祸首已经查明，是一种被称为晚疫病菌的卵菌。马铃薯得的病，也叫“马铃薯晚疫病”。

　　虫害改变历史轨迹的事件也不少。

　　在古代中国，据统计，从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这1000多年里，中原地区纳入统计的严重蝗虫灾害就有500多次。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农民起义事件，最初均是与蝗灾有关。

　　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气候反常，蝗灾不断。钜鹿人张角领导农民揭竿而起，后被称为“黄巾军”，沉重打击了东汉政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各路英豪纷纷涌现，刘备、曹操崭露头角，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国故事。

　　唐朝末年，黄河流域蝗灾泛滥，加之赋税有增无减，黄巢在今天的山东地区领导农民起义，成为繁盛唐帝国转衰的关键事件。

　　难怪有人称，在某些改朝换代的重要节点，这些小小的害虫堪称掌控着古代帝国兴衰起伏的“神秘力量”。

　　此外，在现代农药出现之前，人类防治病虫时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。14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席卷整个欧洲的“黑死病”，就是由鼠疫引发，最终夺走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。

　　直到20世纪中期，人工合成的有机氯杀虫剂出现，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合成农药的新时代，加之化肥技术和现代耕作方式不断进步，全球大多数地区才逐渐告别了大规模、高频次的饥荒以及由虫害引发的时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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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现代合成农药的功与过

　　20世纪30年代，瑞士化学家米勒发明了第一个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机氯杀虫剂——DDT。1948年，米勒凭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。

　　自此，以DDT为首的有机合成农药，成为人类保护农作物不受病虫草鼠害、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作为医疗卫生用药，DDT还曾在战场上大显身手。

　　据悉，在1943年，盟军攻打意大利之时，内部爆发了虱传斑疹伤寒疫情。这时候，刚刚发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场，大大缓解了这场疫病危情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得知后十分重视，叮嘱其在印度、东南亚战场作战的部队要用DDT杀虫。

　　然而多年以后，DDT的大量使用却引起了极大争议。原因在于——

　　DDT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，在用药6个月后的农田里，仍可检测到其蒸发的迹象；

　　DDT还极易在人体和动物体的脂肪中蓄积，甚至进入到人和动物的生殖细胞中，改变遗传物质DNA，这无疑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健康；

　　同时，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灾难性的，大量无辜的鸟类和昆虫惨死其手。

　　生态学家蕾切尔·卡逊曾在著名的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中，详细描述了剧毒农药带来的这种破坏：“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，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，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。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春天。”

　　可以说，在DDT广泛使用的几十年时间里，整个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　　好在充分认识到DDT所带来的危害后，人类的纠错还算及时。

　　针对围绕DDT获诺奖引发的舆论争议，1997年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评委会公开回应，在今后的评奖中，应把诺贝尔奖颁发给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发明创造，以及那些没有争议的发明和成果。

　　我国在1982年就将DDT的适用范围限于应急病媒防治、三氯杀螨醇生产和防污漆生产等极少的领域。2009年，国家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，要求禁止在中国境内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和进出口DDT，只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将DDT用于病媒防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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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被“妖魔化”的农药毒性

　　虽然以DDT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农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是留给人们的心理阴影不可谓不大，这是导致如今舆论场上“谈药色变”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如今，人们说起农药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药，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农作物产品，也往往以“不打农药、没有残留、纯天然有机”为最大卖点。

　　那么，现代农药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？

　　首先，从大众最为关心的农药毒性来看，现代农药与多年前在市场上广为流通的高毒性产品已经大为不同。具体来说，由于化学成分和药剂作用原理的改良，现代农药产品的毒性不仅大大降低，还能达到“用量少效果好”的目的。

　　据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长令介绍，现代农药主要是指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、杀鼠剂、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五大类。

　　而目前我国农业中所使用的农药，有98.6%为中低毒性的，只有1.4%是高毒性的，且这1.4%的农药使用是要经过严格限制的。

　　“如果进行毒性测试，会发现很多农药的急性经口毒性比酒精、牙膏的毒性都要低。”刘长令说。

　　比如，以大鼠急性经口半数致死量（LD50，数值越小毒性越大）为标准，氯化钠（即食盐）的LD50是3750mg/kg，人类每天食用超过20克氯化钠，长期下来就会对身体有害。相比之下，现在使用的部分农药，LD50比食盐还要低，在食物中的残留量甚至低于0.05mg/kg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高毒性药已经被淘汰，退出正规市场了，目前上市的正规农药品种都属于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农药安全的重要保障。

　　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郑永权介绍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农药实行了严格的管理，普遍建立了农业登记和淘汰退出制度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申请登记的农药产品，只有经农药登记部门科学评价，证明其具有预期效果，对人畜健康或缓解无不可接受的风险后，方可取得登记。

　　我国对于农药生产和登记上市，更是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。

　　农药在登记前，要进行大量严苛的安全试验，在评估过程中，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不会允许上市。此外，绝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隐患的产品登记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农药研发过程中，安全试验不单单针对人体健康，还要评估药品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。上至空气中的飞鸟和昆虫，下至耕田和地下水，通通需要纳入考核范围。

　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成员曾公开表示，在我国，农药经登记后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，以及每一种农药如何使用都是有规定的，包括允许使用的作物、农药品种和剂型、使用时间、使用方法、使用次数、使用量、使用间隔期、安全间隔期等。

　　而在具体使用环节，2015年，原农业部下发了《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。要实现“零增长”，就要依靠技术进步，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，限制农药的使用量。

　　可喜的是，2017年，我国农药使用量连续三年减少，提前实现了预期目标。

　　而在普通百姓最关心的农药残留方面，我国更是执行一套严格的标准。据悉，我国在制定残留标准时，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系数，因此残留标准具有很大的保险系数。

　　举例来说，如果食品中某农药残留量为50mg/kg时，可能会出现安全风险，那么就会将残留标准定为0.5mg/kg。所以从理论上讲，即使误食残留超标农产品，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。

　　“有残留是正常的，但有残留不等于不安全。”刘长令说。

　　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副总裁胥维昌、美国普度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云无心等专家认为，在讨论如何去除农药残留之前，应明确一点常识：即“检出农药残留”跟“危害健康”不是一回事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任何农药都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才会产生危害。

　　在很多时候，农药残留的影响在想象中被夸大了，农药被妖魔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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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毒农药事件“毒”在哪？

　　但话又说回来，虽然现代农药毒性已经大大降低，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各地还会出现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呢？

　　2017年8月-10月这三个月期间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亚瓦特马尔县，棉农在地里喷洒农药过程中未戴防护，由此发生农药中毒事件，最终19人丧生。

　　2018年9月，乌克兰国家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部发布消息称，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的一村庄，有179人中毒，可能是飞机在附近田间喷洒农药所致。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个别地区也出现过“毒大葱”、农药残留超标等社会影响很恶劣的事件，让本就对农药毒性心存怀疑的民众更加“谈药色变”——

　　比如，山东“毒大葱”事件。

　　2017年8月，山东寿光的100多只羊在食用大葱叶后死亡。随后，当地卫生检疫站在养殖户用来喂羊的大葱叶中发现了禁用农药成分——甲拌磷。据悉，造成羊中毒的这批大葱，是寿光一个大葱收购商从沈阳购进的。

　　比如，茶叶农药残留超标事件。

　　茶叶是农药残留超标的“重灾区”之一。2015年，我国台湾地区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确认33件茶叶农药残留超标，导致全台共下架封存违规茶叶超过35吨。2018年，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第36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显示，在21批次的茶叶及相关制品中，有三批次的茶叶被检测出草甘膦值超标。

　　以至于有网友大呼“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喝茶了？”

　　为了抵御“毒农药”可能带来的侵害，坊间出现了不少去除农药残留的“民间药方”：长时间浸泡、超声波机器清洗等等。

　　另外，主打“无农药、无化肥”的所谓有机产品在网络上销路火爆，誓要将农药产品打翻在地。

　　事实上，虽然全球各地的农药使用方法和产品品质大相径庭，但仅从我国的情况来看，如果细究一系列“毒农药”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，就会发现：

　　不规范、不科学的使用方法以及不符合标准的伪劣农药产品，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

　　2018年6月，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农药使用不合规。

　　比如，在农业生产实际中，有个别农户会在蔬菜等作物上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，“毒大葱”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
　　再比如，超量、超范围使用合规农药，或使用农药后不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，也会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的发生。

　　“按照有关规定，作物用药15天之内（安全间隔期）是不可以采摘的。但是在此过程中，难免有些农户受利益驱使，在农药尚未完全降解或分解的时候，就将作物采摘下来进行售卖。”胥维昌表示。

　　另外，假冒伪劣产品也是祸根之一。

　　据悉，在正规农药市场，高毒性的药品的比例已经极小，且受到严格管控。然而，仍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，以低价为诱饵，售卖伪劣农药产品，这些产品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保障。

　　可见，想要防范“毒农药”事件，加强管理才是关键。

　　虽然不少民众对于农药还存在片面认识，现代农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也的确还有进步空间，但退一万步想，真得不用农药了，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吗？

　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　　“要认识到农药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在吃不饱的时候，没有农药就没饭吃。现在有饭吃了，人们开始考虑农药带来的风险，这是对的。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现代农业对农药的刚性需求。”刘长令对记者表示。 

　　且不讲前文里说的那些改变历史的蝗虫灾害和大规模虫害时疫，就是在没有现代农药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单是看一看现在全球急速膨胀的人口基数，就会明白：一定程度上，是农药在“养活”人类。

　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《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：重点》报告指出，目前全球总人口为77亿，预计到2030年会增加到85亿，到2050年会达到97亿，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近110亿的峰值。

　　但如果没有农药，根本养活不了全球这么多人口。

　　央视日前播出的纪录片《农药》中，就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：

　　*在美国，杀线虫剂使得甜菜增产175%。

　　*在巴基斯坦，甘蔗杀虫剂可以提高30%的产量。

　　*在加纳，杀虫剂让可可的产量翻了三番。

　　*在菲律宾，除草剂让水稻增产了5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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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实验证明，没有农药，如今农作物的普遍损失为30%—40%。而对于一些作物来说，一旦遇到纤飞性害虫和流行性病害大爆发，损失可能高达80-90%。

　　现代农药助力瓜果丰收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农药不仅是作物增产的主要手段，还是保护人类健康的好帮手。

　　世界粮农组织（FAO）曾有一项统计表明，通过合理地使用农药，作物产量的损失可以减少40%；同时，还可以减少作物本身因为抵御病虫害而产生的毒素，有利于人畜健康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市面上有些以“无农药、无化肥”为幌子的伪有机农产品，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。

　　更何况，真正有机农产品的标准非常高，也绝不是单单“不用农药”那么简单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2018年，山东某家专门从事蔬菜生产、销售的公司，曾有几年尝试搞有机农业，但最终没有坚持下来。该公司副总经理曾对记者说，“不用农药、化肥，有了虫子得人工用手捏死，人力、物力成本很高，而且蔬菜减产严重，防虫做不好的话，甚至会导致整茬菜绝收。”

　　可见，所谓“无农药，更健康”的论断其实根本站不住脚。

　　农药事关大国粮仓。

　　现如今，我国的农药技术研发水平不断提高，涌现出一批高效、低毒、绿色的产品。例如，中化针对传统杀螨剂产品抗性日趋严重的问题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创制品种——高效杀螨活性化合物乙唑螨腈“SYP-9625”。

　　大量田间试验数据表明，“9625”对螨类全生育周期均有效，但对人畜无害，对蜜蜂及害螨相关天敌也无害，属绿色高效产品。2017年，产品名为“宝卓”的“9625”正式上市，当年应用面积达1500万亩以上。

　　而回到大众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：2018年，我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7.5%，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此外，农业农村部还将加快修订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，力争将散户纳入法律调整对象。

　　未来，随着土地流转的持续推进，我国将有更多地区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化，由此就可以有效规避部分小农户不规范用药的问题；再加上农药技术的不断进步，未来我国农药产品必将成为大国粮仓的重要保障。